向‘新’而行 | 我国最大煤层气田日产气量突破700万立方米

針對美國打擊中國太陽能產業一事。

台灣犯罪被害人人權服務協會秘書長黃詩婕則建議，刪除「跟騷法」定義中「違反其意願」及「與性或性別相關」，以「無正當理由」涵蓋，再進一步明確劃分為監視跟蹤、盯哨尾隨、通訊騷擾等類別，符合罪行明確原則，否則以概括行為帶過，不僅第一線警員判斷困難，也容易成為行為人規避的漏洞。林為洲則說，當初各界希望訂定「跟騷法」的理由，就是希望能夠保護民眾免於各種樣態被人跟蹤騷擾的恐懼，如果定義要限縮在「與性或性別有關」行為，被害人又難以舉證，就容易出現加害人一直不承認自己的目的，以此脫罪。

現代婦女基金會研究員王秋嵐表示，他們協助的許多跟騷個案，可能都無法適用目前協商的「跟騷法」，像是被以前的同學因為分組作業記恨，在社群媒體持續騷擾8、9年，怎麼封鎖都沒用。從上屆至今仍無法訂立的《跟蹤騷擾防制法》（以下簡稱「跟騷法」），經過二度協商，對行政院版草案版本第3條跟騷行為的定義是否與「性或性別有關」，以及第4條書面告誡、第6條、第13條保護令相關等7條條文又再保留。邱顯智今天在記者會上也強調，《家庭暴力防治法》實施二三十年來，有通常保護令、緊急保護令、暫時保護令三種，現在「跟騷法」只把通常保護令放進來，「難道不是家庭家人的關係，就沒有急迫危險？不是家人恐怕更危險。邱顯智和賴香伶也呼籲，保護潛在受害人的法案，不應被行政、司法量能而限制立法效能，在法案送院會前，應再提供一次協商機會，讓各種意見充分討論，既不會耽擱於在立院本會期完成立法時程，又能再詳細論述。在野黨立委盼再次協商 林為洲指出，執政黨可能下週五就會將「跟騷法」送立法院院會表決處理，但主要爭點仍無共識，因此國民黨團未在協商結論簽字，意即協商還沒結束，他期待可以再次協商，當然執政黨可以直接送立法院會表決處理。

行政院的草案所稱跟蹤騷擾行為，指以人員、車輛、工具、設備、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方法，對特定人「反覆或持續為違反其意願且與性或性別有關」的8類行為，使之心生畏怖，足以影響其日常生活或社會活動。而國民黨則主張被害人聲請請保護令，不以書面告誡為前提要件。即便老江湖如滾石樂團，也有尚未做到的目標：在古巴首府哈瓦那開唱。

在阿根廷站，他們會見了一組專門翻玩滾石的當地樂團，連語言都不太暢通的情況下，一切榮耀與激動歸於生命經歷的交錯。「玩團巡迴了五十年，還有目標可以去達成，真的非常棒。對南美洲多數的樂迷而言，曾經長期經歷軍事獨裁政權統治，搖滾樂是一場最棒的夢，最自由的禁忌，一個曾經只能放在心底的秘境——正因為如此，能夠迎來地球上尚活躍著，最傳奇的搖滾樂團，對南美洲的樂迷而言，意義不凡。雖然不是第一組在古巴演出的搖滾樂團，然而這樣的規格，對古巴政府、經紀人與現地執行來說，都是接近不可能的挑戰：當時古巴尚未完全開放，直到巧合的事情發生了，滾石所預定的演唱會時程，剛好在美國總統歐巴馬訪古巴的當週。

對南美洲許多樂迷來說，則是「只聞樓梯響」的傳奇成真。」 滾石樂團是如此標誌性，連歐巴馬在哈瓦那發表演說時也提到，「雖然古巴正準備著滾石樂團到來，我們仍期待與這個國家更多的交流。

這些畫面，超越過往不羈的想像，滾石樂團持續吸納著養分，對世界充滿好奇心，或許正是經歷風雨後，成為仍能僅存的五十年大團。古巴政府本來表達「無法一次應付歐巴馬跟滾石樂團」而要求演唱會改期，在所有行政人員付出一切的堅持下，滾石樂團終於成行，前往未曾到達的那一站。搖滾樂不盡然只能是年輕歲月的噴發，也有厲害的樂團，如滾石，走過了五十餘年，在這個階段，帶來了最熟美的果實還有很多人因為無法走出已棄之身的絕望感，淪落到賣身的處境。

而我認為這兩個學術出版事件都觸碰到慰安婦論述中最敏感的一條神經：社會期待的是一個「完美受害者」。「我也是受害者」 她連那天的日期都還記得。我們等待著陽光露臉、人性再現。拉姆塞耶同樣收到大量來自學界與國際社會的抗議，更因其與日方企業間的資助關係備受質疑，論文也須接受期刊的重新調查。

她既不思考也不講話，最終忘記了自己是怎樣的一個人。但我們隨之看到的，是痛苦之後迎來的並非希望，而是另一次絕望。

但金息描繪的這些女性，都是還沒能受教育就被拋進地獄的十三、四歲少女。但朴裕河無法撼動受害者敘事中所需的完美形象，這個完美形象就體現在二○一一年設立的「少女像」中：那是一個清純無暇、臉上有著堅毅表情、緊握反抗的拳頭、身著傳統韓服、光腳面對脆弱處境的女孩。

小說掌握了這個核心，並透過當下、過去、夢境、臆想等時間與敘事的交錯，讓受害者記憶經常被認為不可靠的問題，也變得理所當然。無能言說之痛 在納粹暴行的創傷敘事與歷史記述中，現身言說的有不少是猶太知識分子。」而直到小說結尾，作者才把她十三歲被抓去滿州前，在老家的名字還給了她。……當過慰安婦的女人一個接一個的跟著她的腳步，出來作證，我也是受害者，我也是受害者，我也是受害者，我也是受害者，我也是受害者，我也是受害者⋯⋯ 上面這段描述，可說是慰安婦運動史上最重要的一刻。如今二○二一年初，哈佛法學院教授拉姆塞耶（John Mark Ramseyer）在一篇預計發表的論文中聲稱，二戰期間日本軍隊慰安婦實際上是招募來的，這些女性不是被脅迫、而是簽合約自願被僱用的。同樣論調在韓國籍日本研究者朴裕河的《帝國的慰安婦》一書中也出現過，強調日軍協力者與業者的存在，認為許多慰安婦本來就是「賣春婦」。

這些少女們在戰後大多流離失所，奪不回自己的名字、無家可歸、亦無法發聲，集體沉默度日超過半世紀，直到一九九一年八月十四日。一九九一年八月十四日。

這些「受害者」在二戰期間總計約有二十萬名，戰後估計倖存兩萬名，而在金學順現身後，南韓官方也僅登記了兩百三十八名受害者，在證言三十年後的現在（二○二一），則僅存十四名。明明有活著的證人，世人卻說這件事不存在，所以她才流淚，才覺得無言、無能為力⋯⋯金學順說，就是因為這樣，才決定把自己的遭遇公諸於世。

對她而言，思考自己，是一件充滿恥辱和痛苦的事。圍繞著二戰日軍慰安所的社會論述與文化生產，也經常可見批判之餘、更致力於重構「野蠻」，使得暴行不斷再現並且被記憶。

找回自己的名字，整整用了七十多年。」在成為老婦之前，她們「在這個曾經恨不得死後變成鬼魂也要回來的家裡，徹底成了一個多餘的外人。開始閱讀小說後，讀者很快就被引向少女們身體的痛、以及年邁敘述者心靈的痛，兩者皆不忍卒睹。這還不是最大的問題，問題在於，這些女性不管在地獄裡或劫後餘生中，都在努力否定自己的存在。

但此書已在韓國被禁，作者也需面對法律訴訟[3]。前者已成為戰爭與人性黑暗的象徵、極端現代化與野蠻的複合物，後者則弔詭地使野蠻的內涵得到延續，並使其自身失去批判力道。

文：陳佩甄（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推薦文】以我為器，銘刻他人的記憶：《最後一個人》的歷史修復之術 二戰之後不久，法蘭克福學派文化與社會評論者阿多諾（Theodore Adorno）於一九四九年寫下他最常被引用的一句話：「在奧斯維辛之後，寫詩是野蠻的。由此更進一步來看，對於歷史，我們以為自己知道得夠多了，但其實不是。

也揣想，是否是同樣一種希望，讓她們得以在沉重的歷史重壓下繼續呼吸，在孤絕的黑暗裡睜大眼睛。因為「如果從頭到尾都記得，她是活不到今天的。

正是在這種批判的警覺下，我開始閱讀《最後一個人》，而金息很快就以底下這段話說服了我： 每當思考自己時，最先湧上心頭的感情是羞恥。而暴行的接受方則努力地讓自己隱身，抹除自身存在的痕跡，直到時間得逞，最後一個都不剩。以此再回頭檢視小說原文書名「一個人」中的「一」，雖然發揮了單一也是全部的象徵功能，但如何不落入「同一化」、「總體化」歷史經驗的窠臼？不讓不同的受害經驗、人生價值被單一內涵壟斷？正是這本小說最深刻之處。在南韓乃至全球，許多慰安婦歷史論述、運動與研究都始自一九九一年八月十四日[2]，金學順（김학순）公開在電視上道出自己被強抓進慰安所的真實經驗，並促成其他有過同樣經歷的女性出面表示「我也是受害者」。

在少女之後，小說記錄了「很多做過慰安婦的女人都和她一樣在別人家做幫傭、在餐廳打工或做生意。即使是小女孩安妮．法蘭克，也因為可以讀寫而留下重要歷史遺產。

朴裕河在書中提到自己也是因金學順的公開現身，開始關注慰安婦問題，但在南韓慰安婦聲援團體「韓國挺身隊問題對策協議會」的運作下，慰安婦已被形塑為單一的「國族仇恨敘事」，因此試圖追溯這一歷史主體的不同面貌。」成為在家鄉的外人，自我認同無所依歸，因此看到電視上出現一個與她有過同樣遭遇的人，「她很想知道，那些與自己有同樣遭遇的女人們都是如何生活的。

即使到了戰後，許多人依舊無法認得、寫下一個字。反「同一性」：朝向脆弱主體連結 無論爭議與否，一直以來與慰安婦連結的女性形象，不是「少女」就是「奶奶」，兩者之間的論述形象如此稀缺，也正表明了這些女性被一刀劃成兩半的人生。